如下是漂亮的编辑为大伙儿收集整理的《小港渡者》阅读答案及原文翻译（4篇），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港渡者 篇一一、福建渡台港口与其开发台湾功能
《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说：“而澎湖之有居人，尤远在秦、汉之际。或日，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是澎湖之与中国通也已久，而其见于载籍者，则始于隋代尔。”
榕台之间航海通商活动，由来已久。近年来，台湾特别是澎湖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许多宋时大陆瓷器。其中有连江浦口窑的宋代印花青瓷残片，有闽侯县油窑的印花青瓷残片。闽省可耕地少，历来人多粮缺，福州尤甚。时势迫使闽东南沿海向海商发展。宋元时期海商异军突起。宋苏轼在所著《率高丽进贡状》一书中述及：“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福州为八闽之首港，海商兴起，造船业随之发达，并成商品。海商既走东南亚，亦通台湾。有从闽安镇过五虎门出航的，有从梅花出航的。
到了元朝，泉台之间经济联系更加频繁，每年都有几十艘船只来往于澎湖和泉州之间，当时称澎湖为“泉州外府”。1292年至1294年，元朝政府在澎湖岛上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的民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已经有200户1600余人，“巨细相间，坡垅相望”，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村庄和农田。澎湖的开发，为大陆汉人横渡台湾海峡，进一步与岛内土著居民的接触、交往乃至移居台湾、传播汉族文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澎湖群岛在赴台移民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
入唐以后，随着福建南部社会经济的开发，与海外交往的兴旺，物产殷富、丝瓷鲜美的泉州，开始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往来和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也是当时大陆去澎湖、台湾的要冲。
由于泉州港与澎湖港口的开辟，福建与台湾航运往来缩短2/3的距离。
明代，官方海运衰落。福建海商、海商集团崛起，使漳州月港兴起，在闽台交通运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商在福建沿海各地遍布，如志书所载：“福地素通番船，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海商分布以漳泉为多，福宁次之，尤以漳州地位最重要，其主要据点在漳州月港(又名月泉港，在今龙海县海澄镇)，位于漳州城东南25公里，东距厦门仅几公里，外通海潮，内接溪涧，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该港为九龙江出海处。
明代，虽然官方执行海禁政策，但由于月港远离省会，地僻一隅，“正座官司，威令不到”，故其私商航海活动十分频繁。景泰四年(1453年)，“民多货番”，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迁福州后，这里更成为民间海上走私的中心。“闽人通番，皆从漳州月港出洋”。其中整个台澎沿海都是其东洋航线落脚点及中继站。
勇于开创的福建海商，在与明政府不断斗争中，探索、总结了不少远洋航路(当时称“针路”，因其以指南针辨别航向而得名)。有纪录在史的有52条。这些航路多从漳州月港起程，其中经澎湖至鸡笼(台湾基隆港)、淡水(台湾淡水港)是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由于海商们的频繁活动，当时福建与台湾的货运联系是密切的。据统计，从1636年11月至1638年12月共2年零2个月，由福建往台湾的贸易船有1014条，台湾回福建的贸易船672条。其中虽然有的是渔船，但当时的渔船也兼营贸易，所以都按贸易船统计。
在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蚶江村前，有一个清代蚶江海防官署遗址。在遗址中央，倚着断壁，“对渡碑”默默矗立。
蚶江港位于蚶江镇，地处泉州湾口南岸，距岸600米即为10米深线。航道长9.5公里、宽0.4～0.65公里，水深11.5～22米。是古代泉州通往海外的外港停泊地，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以石湖为门户，以大小坠岛为藩篱。内通浦内、洛阳、法石、后渚诸港，直通晋江东、西溪。唐宋时代建有林銮渡、前港、后港渡等数座古渡、码头，仍存林銮、前港、后港3座。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寄泊于此。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并移福宁州通判于蚶江，专管挂验、巡防及关口征税。泉州附属各港口航行台湾的船舶均要到蚶江关口挂验，方准出海。台湾至漳州的船泊也于此停泊。清乾隆五十七年又准蚶江与台湾八里岔对渡。蚶江港兴盛日时期，每日有300余艘船舶进出港口，仅蚶江一处就有20多家船行，拥有运输船200多艘。直至清末、民国初期，仍有20多艘运输船航行于台湾海峡之间。20年代后，由于航道日见淤浅，内港航运衰落。蚶江港码头仅作为城乡之间渡船驳运轮渡小码头，有机电船航行于蚶江至泉州之问。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清政府在蚶江设正五品海防官署，统辖泉州一府五县(含今厦门)的对台贸易，俗称“泉州分府”。负责商渔挂验、海域巡防、督促“台运”、处理民间诉讼等事务。欲渡台者由官署通判发照，禁止偷渡。同年，清政府诏令蚶江为“泉州总口”，指令蚶江港与台湾鹿仔港对渡。
蚶江至鹿港的对渡航线开通后，海峡两岸航行时间仅需一昼夜，所以，泉州等附近各县的对台贸易，都经蚶江出入。乾隆五十七年，蚶江又辟航线至台湾淡水八里坌；道光四年，再辟航线到台湾海丰。至此，两岸对渡的5条航线中，蚶江占了3条。
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之后，始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逐渐形成第三次移民高潮，甚至出现了举家迁徙现象。此次移民，人数高达百万人。
从蚶江运往鹿港的货物，以陶瓷、家具、药材、茶叶、布匹、烟叶为主。货物一到港口，驻地人员就联系销售，然后采购台湾货装船回载。回程的货物多为大米和木材，有时也运水果、鲍鱼、江贝、紫鱼巴、白糖，等等。
与蚶江对渡后，鹿港“舟车辅楼，百货充盈”，被人们称为“繁华胜似小泉州”。鹿港集市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仅“台运”粮食一项，每年由此地转运的就有2万余石。由于泉州人纷纷移居，鹿港人口增至近20万，成为台湾岛上的第二大市镇。
以蚶江为总口的两岸对渡的鼎盛时期持续了近60年。
厦门，更是自古以来闽粤移民前往台湾的主要集散地。
厦门是福建四大海岛(不包括台湾)之一，位于闽南九龙江入海处。明初为了防倭，筑厦门城，当时，海舶从漳州月港启航，半潮可至厦门，在此盘验后，移泊曾家澳，伺风开洋。
厦门自设关开埠后，就成为“台运”与“通洋”正口。
雍正五年至乾隆初年(1727～1736年)，厦门港国内外航海很快地兴盛起来。《厦门志》记载：当时“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巨浸如衽席，……；“厦门商船对渡台湾鹿耳门，向来千余号”；“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
产造船者……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1661年郑成功从厦门出发、之后，郑成功的部众中，漳、泉两地人为数甚众，他们安营扎寨，分区屯垦，许多人成了台湾各地区的开基始祖。在郑氏政权经营的23年中，福建入台移民多达20万人以上，多从厦门进出。
1684年9月，康熙帝解除“海禁”，宣布“开海贸易”。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通商货运，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海禁开放以后，随着沿海货运的复兴，各港的货运船舶数量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对当时福建沿海港口的商船有过如下的统计：
厦门港，拥有商船500艘，总载重吨位10万吨。其外港漳浦、诏安的商船，除有一部分大船在厦门港挂验登记在案外，尚有略小的海船200艘，约计有3～4万吨。
泉州港，包括晋江、惠安、南安3处的海船，约有300余艘，载重总吨约计4万吨。
福州港，有海船100余艘，船体略小于厦门船，而比泉州船略大，其总载重量约有1.4～1.5万吨。
总计以上各港，共有海船1200艘左右，共计载重8.5～9.5万吨之间。这就是清中叶福建沿海各港开展航海活动的力量基础。
二、台湾著名西渡港口及其开发岁月
当时台湾海峡是闽台的内海，台湾港口主要分布在西部海岸。
鹿耳门位于台湾南部安平以西30里处，因为“有山对峙如鹿耳，日鹿耳门。”安平，古名一鲲身，又称台窝湾，是台湾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也是“台湾”名词的肇始。
鹿耳门，顾名思义形状像鹿耳，是航道出入口。到了明朝末年，才在其地图上出现了Lamuyse(鹿耳门)这个名称。它是一条水道，可容数只船并列进出，是台湾咽喉，台江主要的航道。
在鹿耳门峡口南方为“北线尾屿”，面临江洋浩瀚的台江和鹿耳门航道，地位险要。据《台湾县志卷二、建置志扼塞条》记称――澎湖固守则鹿耳门安，鹿耳门安则全台与之俱安。可见三百年前，鹿耳门乃台湾之大门，经济、军事之地，维系着台湾生存的命脉，是台湾开发史上重要一环。
乾隆年间，鹿耳门为两岸唯一港口。
鹿耳门在台湾开拓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三百年前，台湾南部一处可容纳千艘商船的内海(台江)；其出入口便是鹿耳门海峡及大港航道。郑成功收台后，大港航道淤积，鹿耳门成为台江唯一的出入口，极尽舟楫之利，繁荣着古城――台南府，而今仅存一条鹿耳门溪，昔日台湾的浩翰之区也成为盐田或鲁虾养殖场。
18世纪台湾的淡水港、鹿港与福州港、泉州港都有对口通航，双方港口都很繁荣。
台北县的淡水镇位于台湾西北端，在淡水河下游北岸，大屯山系西侧，与观音山隔岸相望。地表总面积约71平方公里，除淡水和口狭小平原外，多半为大屯山陵被覆，形成山城河港，风景秀丽，自古为台湾八景之一。凶本镇地处迎风区，夏季多雨潮湿，尤其西北台风过境时经常引起海水倒灌，造成严重水灾。
淡水旧名“沪尾”，一种说法说是土著语hoba转音而来，意指河口；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淡水发迹于海滨捕鱼处的末端(“沪”字原意为在潮间带所筑的拦鱼竹栅)，所以这样命名。在早期，“淡水”是使用于淡水河口与港埠的总称，“沪尾”是村落名称，后来有混用现象，直到日治时期才正式定名而沿用至今。
清咸丰10年(1860年)，淡水港正式与外国通商，在同治、光绪年间，成为北台湾第一大港，主要输出茶叶、樟脑、硫磺等，极盛时可停泊2千吨级的轮船。淡水因河、海运发达带来商务繁荣。
鸦片战争以后，在咸丰8年(1858)英法联军之役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要求开放沪尾在内的十个通商口岸。由于英国人认为沪尾比其它港口更具有商业利益，因此独占广大地区为其租界，并兴建领事官邸。后来美、德、法等国也都相继来此增设洋行，一时之间各色人种往来穿梭，沪尾街头宛如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各国在这里进行掠夺性贸易，而从中所获取的钜额入超，不仅使沪尾成为当时全台的贸易港，也将纯朴的沪尾引入奢华的流金岁月。
鹿港原名鹿仔港，隶属台湾彰化县，位北纬24度至24度10分、东经120度22分30秒至120度30分；东接秀水乡，西临台湾海峡，南与福兴乡以福鹿溪为界，北与线西乡、和美镇相临，为台湾三百年史中的一个历史重镇。
鹿港早期汉人移民未大量迁入之时为平埔族之巴布萨族(Babuza)之居住地，当时属马芝遴社，其住民过着较原始的生活。在荷兰人占据台湾之前，传说是原住民猎鹿的地方。
鹿仔港之港名在中国历史中首见于清康熙34年(1695年)高拱干所修之台湾府志卷四武备志：“台湾水师左营……一分防鹿仔港，系报部本营官兵轮防……”。而鹿仔港被首称为“鹿港”则见于清乾隆48年(1783年)，福建将军永德奏设正口，曰：“……至北路诸罗彰化等属，则由鹿港出洋……”。
隋炀帝大业6年(610年)，炀帝派遣虎贲中郎将陈棱与朝靖大夫张镇州率师登陆鹿港，从此渐有汉人来此与原住民来往贸易。清代之前，鹿港港深可泊巨舰，并可容纳商船百余艘，实为天然良港。且鹿港于全台各港中，离大陆最近，风不论南北，时不论春冬，扬帆而进，八更即至泉州，九更即到蚶江，十二更即达厦门，故鹿港自然成为唐山移民台湾之主要出入口。明郑永历19年(1666年)，设北路安抚司于今日之彰化，汉人于是开始彰化平原之开垦。最先移进鹿港的汉人为闽省兴化人，再来为泉州、漳州人，最后为粤省潮州人、诸邑人。鹿港街市最初型成于现今鹿港东北北桥头客仔厝附近，港口则于今日之旧港一带，然而因港口淤塞，码头迁至现今之市场附近，聚落便渐扩展移至现在之鹿港街(大有街一带)。乾隆50年至道光末年的六十多年间尤其是鹿港的全盛时期，与现今的台南、万华并称为“一府、二鹿、三艋胛”台湾三大门户，“鹿港飞帆”为当时出名之胜景。
鹿港本为河港，易受河沙迁袭堆积影响，时为深水良港，时为积沙闭塞。清康熙56年已有首次淤沙纪录，雍正年间船只已不能抵港，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港复宽大，水复广深，又值正式设口开渡，于是又开启了一段黄金岁月。
光绪24年(1898年)，冲西港又因洪水泛滥再告淤塞，于是又在镇郊洋子厝溪下游设立新港口，名为“福隆港”，位于鹿港街西北方6公里处。但帆船于福隆港仅能趁浦潮时进出，再以竹筏运输至鹿港街上。
日治末期，沙洲淤积已至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小型船只也无法入港停泊；此时又临中日战争爆发，与大陆断绝通商，鹿港已有名无实，形同废港。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陆帆船曾一度恢复往来贸易，但仍只是昙花一现，政府退台后又告关闭。此后，鹿港经济一落千丈，许多居民被迫出外谋生，称为“鹿侨”。
历史学家连横，在他所著《台湾通史》卷一《开辟记》中指出：“历更五代，终及两
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审之口。”这就是说，闽台区域贸易，始自北宋，其交易口岸在北港(北港又称笨港)。
台湾笨港(云林县北港)，系由笨港溪南北两岸同时发展出来之城市，对外通称笨港，本身却再分成南北二港。天启元年(一六三一)，颜思齐入垦笨北港，立十寨，其地分布在今北港镇及紧邻之水林乡一带，天启四年(一六二四)，郑芝龙附之，后颜思齐病逝，郑芝龙代领其众。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芝龙受招抚，开始为明朝防守海疆，其弟鸿逵、芝豹等人，亦转为明朝镇将。不数年，熊文灿抚闽，值大早，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开垦荒土为田，辟建庄屋。其涵盖区域为今台南县盐水港以北，至云林县北港、虎尾一带，诸罗县志称为“外九庄”，而以笨港为门户。此为笨港开发之始。且以当地属初辟，田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
笨港之发达，不仅在垦务之进展，为台湾中南部货物吞吐口之商港功能，更为其主要原因之一。诸罗县志谓：“笨港：商船辏集，载五谷货物”。据康熙六十一年巡台御史黄叔礅所撰《台海使槎录》中的《赤嵌笔谈》所载：“当时近海港口，哨船可入者，只鹿耳门及南路之打狗港，北路之蚊港、笨港等处。如笨港比邻之猴树港、海丰港、二林港、三林港、鹿子港……则仅可通杉板船而已。又谓当时台米贩运内地，北路米由笨港贩运。南路米由打狗港贩运，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门内，即名马沙沟是也。”由此可知笨港地理形势之佳，无怪汉人自始即以之为开台根据地。
笨港得迅速发展，肇因于当地郊行林立，郊行最大者，为经营笨港、泉州间贸易之泉州郊；经营笨港、厦门间贸易之厦门郊；经营笨港、龙溪间贸易之龙江郊，此外尚有糖郊、米郊、嵌郊、市郊及甚多之船行、油车，列肆之盛，不难想象。故诸岁县志笨港项下谓：“台属近海市镇，此为最大”。
三、两岸港口开放带来闽台商贸繁荣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者在台东县卑南乡发现许多二千年前的古石器、古陶片及古玉器，经过研究，确认其为我国南方古越族所特有。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兵万余人，由义安郡(今广东潮州市)启航，横渡台湾海峡与南海之间水域，先至澎湖，后到台湾，前后共费时月余。据称：“隋军至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隋朝舟师抵达台湾之前，大陆与台湾民间已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才有初见船舰，以为商旅之状。这进一步说明与隋军作战的这个族群，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经济上已懂得贸易交换，交换的对象主要来自大陆。
陶瓷产品是福建手工业的主要外销品，也使福建成为海上丝瓷之路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是福建古代陶瓷生产和外销的鼎盛时期，几乎福建各地都烧制陶瓷。其中以泉州青瓷、德化青白瓷和当时中国南方三大瓷系之一的建窑(即建阳水吉窑)黑釉瓷为主要代表。近年，考古学家在澎湖发现了数处“宋墟”，其中白沙乡的一处完整房基长13米，宽s米，建材多出自福建，年代约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宋代福建的陶瓷残片及元宝、钱币等。澎湖地处海路要津，元代方志说，当时到此的商船，“岁常数百艘”。
宋元时代人们依然按照隋代的称呼称台湾为琉球。虽然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与《宋史外国列传》的“流求条”是以《隋书》为基础加工而成，但对于方位却明确得多了：“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日澎湖，烟火相望。”《诸蕃志》还加上了新的内容，说“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
直到元末，福建才有去台湾本岛贸易的商船。汪大渊在琉球条中说：“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琉黄、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可见当时福建商人已将士珠、玛珠、玛瑙、金珠、处洲的瓷器运到台湾，与当地居民交换沙金、黄豆、黍子、琉黄、麂皮等土特产。汪大渊所附的海舶就是商船，所以《岛夷志略》对于台岛的物产及贸易之货，记载特别详细。
公元1644年(崇祯17年)“淡水已出产大量之琉磺，由于中国有战事，故多输往大陆，本年初有大小帆船30艘，为装运琉磺而开来淡水”。
台湾岛内，土沃宜稻，一岁三熟，故民无饥患。郑成功治台时期，申屯田垦荒之制，粮食富裕，可接济泉、厦。清廷后，岛上分驻戍兵，皆调自福建，三年一换。当时，除了台湾戍兵外，福建境内尚有水陆官兵50营及驻防的清兵不下10余万人。而沿海的福宁、福州、兴化、泉州四府多缺粮。驻兵骤增，福建的军粮及兵眷食米(时称“兵米”)皆倾赖台粮调运供应。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台湾岁运福建军粮及兵眷米谷85297石、闰年加运4298石，此即谓之“台运”。厦门港被指定为唯一的“台运”口岸。
清廷后的次年(1684年)，在台湾设立1府3县，隶属福建省，并正式宣布停止海禁，废除迁界令，准许沿海居民出海捕鱼与贸易。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沿海航运又逐渐复苏。尤其厦门港自此崛起。
台湾口岸的开放，不仅扫除了两岸贸易发展的障碍，而且给台湾岛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台湾港口一经官方正式开口后，既提高了港口的官方等级层次，也提升了港口的各种机能。港口所承担的机能越多，商务就越繁荣，港口周边地区经济自然蒸蒸日上，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鹿港、八里坌等港口的相继开放，区域港口的机能和贸易自主性不断提高，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港口体系，从而带动了台湾南部鹿港和北部艋两地商业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区域经济的繁荣。鹿港市镇在鹿港开放后，发展日新月异，“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八里坌开放后，北部艋舯地区更是“商船聚集，阋闵最盛”。两地商业贸易的发达，几乎可以与台湾府城相媲美。
自实行闽台指定口岸贸易政策后，闽台地缘优势得以发挥，闽台间的物资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成书于康熙年问，由陈文达编纂的《台湾县志》在对台湾海道的叙述中有如下记载：“台湾地极东南，上通江浙，下抵闽广，来往商艘，岁殆以数千计。”这里指的显然是康熙年代大陆与台湾的通商航运情况。
雍乾时期，台湾与福建一省的贸易的商船，亦有千艘。贸易商船有“糖船、横洋船，材坚而巨大者可载六七千石。”由于台湾同大陆的通商贸易经营获利丰厚，台湾海商往返大陆一次，“获利数千金”，使台湾海峡出现了“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的盛况。仅台湾府治一地，即有贸易商行二十余家，商船一千多只。
在清代前期闽台间物资交流中，台湾主要提供的是农副产品。《闽政领要》云：台湾“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绿豆等项，以资民用。丰
收之岁，所产米、粟除供台澎等处民食外，其余粟石运至内地，接济漳、泉民食。”“至台北一路出产米谷，泉、漳地方终岁民食，仰赖于彼口仔各船赴北赂贩运。”
乾隆末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达到了鼎盛的阶段，仅粮食一项，台本产各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商运常百万，江、浙、天津亦至，如此巨额的粮食贩运，即使全部使用运转量达三千石的横洋船，每年仅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运粮船只，亦当需有五百艘次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无从计数的走私粮食的“编港船”。连横的《台湾通史》指出：“雍乾之间，商务大盛，帆樯相接。”
闽省供给台湾的商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除了粮食以外的其它各种生活和生产必须用品。台湾“百货皆取资于内地。”
黄叔撰《赤嵌笔谈》云：“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瓷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饧、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
到了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七年(1892～1901年)，闽海关报告又称：民船运输贸易量很大，并且十分繁荣。开往台湾的船，称“台湾船”，约有70艘，它们运进食糖、樟木、牛皮、煤、鹿皮和西药，运走原木、原木板、纸张、笋和柴火。每艘载货价值约2万元。
上世纪初台湾和福建贸易往来频繁，福建的木材、茶叶、杂货、药材输入台湾，台湾大米、白糖、香蕉、樟脑也不断运往福建。即使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的时期，民间的海上贸易也没有停止，这种民间直接贸易近二、三十年发展很快，已形成福州－基隆、平潭－新竹、厦门－高雄、东山－高雄、东山－台南、东山－澎湖等主要航线，定期往来于上述航线货轮有10多艘。民间贸易使台湾市面上随时可见到大陆蔬菜、杂货、鲜鱼等。民间往来货物从零星发展到大宗。
福建所产之木统称“建木”，其中杉木称“福杉”。台湾建筑、制造家具多取“建木”为之。其原因有二：一是台湾虽产木材，但建筑所需之木材缺乏，故台湾所用盖房之木材多取闽省“福杉”。二是闽台一水之隔，朝发夕至，海上运输便捷。有关资料统计，明清时期，闽省“建木”年输台额占台湾木材总输入额的十分之九。
台南、凤山及嘉义一带居民，有筑鱼媪养殖“目虱鱼”的习惯。而“目虱鱼”最好的饲料来自福州的茶籽饼(俗称“茶丘”，即茶籽榨油后所剩之渣粕)。古田、闽清、侯官、永泰各县盛产茶丘，且质佳，集中福州后输往台湾，每年约有四五千担。
当时福州是福建对台湾贸易的重要港口，位处闽江的出海口，广阔的闽江流域拥有重要的经济腹地，福州港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其主要输入贸易品有纺织口、棉丝、石油、砂糖、海产品以及磷、锡、铅等矿石原料，人参及杂货；输出的产品亦以木材、纸、烟草、笋、茶、陶瓷器等为主。台湾输入福州各港的贸易品主要为香蕉、砂糖、咸鱼、石油、丝棉布、麻、石炭、铜及其他杂货。
小港渡者 篇二【关键词】汉字；古越语
【作 者】白耀天，广西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H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3-0136-006
Study on Pace
Bai Yaotian
Abstract：Pace is a Chinese character，also is a transliterated word with the meaning of raft，ferry and harborage as for the Yue people. The article ascends to the history of regarding the ferry as the pace in the southern area to the Suzhou and Zhejiang，and chases its origins.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ancient Yue’s language
“步”是个汉文，却也是古越人谓“竹筏”、谓“渡口”、谓“竹筏泊处”的汉译写字。
“步”，古代作为地名曾广布于越人生活过的地区。《吕氏春秋・贵因》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步”又在舟之前，道出了古越人制作水上器具之早及娴于水上作业。
越“步”从哪里来？又如何演化？这是本文需要解开的议题。
一、历史上汉语传统对“渡口”、“泊船处”的称名
汉语、汉文源久，有着丰富的表达能力。但是，它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汲取许多不同族落及周邻民族的优秀文化方才臻就的。
《尚书・泰誓》载，周武王伐纣之兵“大会于孟津”。《正义》：“孟是地名，津是渡处。”在汉语、汉文的历史上，渡口最早称为“津”，并传承下来。汉朝贾谊《过秦论下》的“缮津关，据险塞”，以“关”、“塞”相对，“津”、“险”互衬，“津”即为水边的渡口。《三国志》卷9《曹爽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说：“初爽出，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事，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津门”，就是渡口的关门。所以，《庄子・达生》载：“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此中的“津人”，就是渡船的船夫。唐朝“诗家天子”王昌龄《沙苑南渡头》诗“津人空守缆，村馆复临川”，句中的“津人”就是承传战国时《庄子》而来的。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看着洛水横贯洛阳城，认为有天汉(银河)之象：“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①于是，在洛水的渡口处大船维舟，以铁锁勾连南北，建起了一座桥梁，并在桥南北对起四楼，名曰天津桥，作为都城的胜景。天津桥的“津”字，点明了该桥是在洛水的渡口处。唐朝李白《扶风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的诗句，就是控诉统治者酷用民工、不管百姓死活兴建天津桥惨情的。
明末清初，顾炎武《天津》诗说：“文皇都北平，始建天津卫。”明朝永乐间成祖于出渤海海口的元朝静海县海滨镇设置天津卫，护卫京畿。后来卫名相沿成为地名，今天津市，即缘明朝的天津卫一称而来。
在上古汉语、汉文里，除了以“津”表示渡口以外，还有“济”一词一字。比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的“济有深涉”句。“济”有“渡”的含义，也隐含有“渡头”的意思。因为在古汉语、汉文里，“涉”为徒步渡水，于是出现“登山涉水”、“远涉重洋”等成语，表示乘船渡水。以“登山涉水”观照“济有深涉”，“济”自然是指“渡头”。
随着时间的演进，历史的发展，“济”一词一字除了“同舟共济”、“济河焚舟”(破釜沉舟)二语随时而进不废外，多向救助、接济，有益、有利，成功、发扬光大以及众多等方面转化发展，形成“济困扶危”、“相济相成”、“无济于事”、“业已济成”、“世济其美”、“济济一堂”等成语。继而，又出现了“渡”一词一字。
“渡”，表示“渡过”江河水道，既有徒步渡水之意，也有以船渡过江河之义。比如，“褰裳而渡”就是揭起裤子过河。又比如，《史记》卷7《项羽本纪》载，“项王欲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汉书》卷48《贾谊传》载贾谊上疏说：“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度与渡，古为通假字。所以，东汉许慎《说文》载：渡，“济也”。此后，渡又具有渡口、摆渡处的意义。唐朝王维《归嵩山作》“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诗句②以及韦应物《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诗句③中，“渡”都是指“渡口”。所以，同为唐朝人的刘长卿其《余干旅舍》④和罗隐《忆夏口》⑤二诗中便有了“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同时，由渡口及于摆渡人，出现了“渡子”一词：“洛水渡口船三艘，渡子皆取侧近残疾中男解水者充。”⑥迄于明代，高启的《待渡》诗仍有句说：“渡子未回舟，立傍沙树头。”⑦
汉文还有一个“港”字，今有港湾、港口等词语。廖廷海《转语》载：“《新附》出港字。钮树玉考之曰：‘港古通巷。’引晋惠帝《造石梁文》‘改治石巷水门’为证。”⑧所谓《新附》，就是北宋徐铉于《说文》各部后新附的字。“港”字是其中之一。徐铉等《进说文表》说：“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承诏附益之。”⑨当然，汉代也有“港”字，但它却没有能力独立成词，而是与“洞”连作“港洞”一词，表示相通。而且，“港”不读gǎng而读hōng。比如，《文选》马融《长笛赋》“巧老，港洞坑谷”。唐、宋时的“港”字读gǎng，由沟转化而来，指江河分流或与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韩愈《昌黎集》卷20《送王秀才序》的“道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断港绝潢以望于海也”，此“港”是指江河分流。《宋史》卷97《河渠志七》的鄞县(治今浙江宁波市)“其县东管有道土堰至白鹤桥一带，河港堙塞”，以及浙西运河“沿河下岸，泾港极多”，二“港”字就是指与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同时，宋代杨万里《诚斋集》卷33《舟中买双鳜鱼》诗中的“小港阻风泊乌舫，舫前鱼艇晨收网”句，“港”就是指人们利用风小浪小的江湾或海湾停靠船只。现在的港湾、海港等词即缘此而来。
古代汉语汉文以渡口为“津”、为“济”、为“渡口”，以水边停靠船舶之处为“港”。然而，上古越人却以“步”作为“渡口”和“水边泊船处”的称谓。后来汉语汉文接纳了越人此一称谓，明及其后更将“步”变“埠”，从而出现了了“埠头”、“商埠”、“本埠”等词语及其书写形式。
二、古代越人“步”的分布
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除了记载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以及“谓村市为墟”外，又载：
韩退之《罗池庙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为“涉”，讹也。盖岭南以水津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渔者施罾者；有船步，即人渡船处。
然今亦谓之步，故扬州有瓜步，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有观步，闽中谓水涯为溪步。
吴处厚纠正了唐、宋人对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步有新船”句中的“步”为“涉”，认为“误也”，无疑是正确的，从而揭示出了一个真实存在，即“岭南谓水津为步”。但是，他依文生义，说岭南人谓水津为步，是因“步之所及”。同时将岭南越人谓水津为步移就汉语，说“然今(汉人)亦谓之步”，却忽略了江、浙、赣、闽等地昔为越人的居住之地。宋代，这些地方的越人虽然已经基本趋同于中原汉族，不再被汉族文人称为“蛮夷”了，但昔日语言、习俗与中原汉族相异的越人，以其人语言名地的地名仍然残留于他们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地方中。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化石”。
在江、浙、闽、赣及湖湘等昔曾是越人居住的地方，迄于南北朝甚至隋唐以后，一些地方仍残留越人关于“步”的语言化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9《赣水》载：
赣水北去，际西北历“度支步”，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步”即水渚也。赣水又迳郡北“津步”，“步”有故守贾萌庙。萌与安侯张普争地，为普所害，即日灵见津渚，故民为立庙焉。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赣水又东北迳“王步”。“步”侧有城，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
文中记叙了南北朝时赣水(今江西赣江)流域存在的度支步、津步、石头津步以及王步等。郦氏笔下所谓的“步即水渚”解释似欠妥。“渚”是水边，“步”是渡口，显然是不同的概念。而“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渚步”究竟是“水边渡口”还是“齐王在水边闲步之地”，令人难以揣度。这都是郦氏对越语“步”的含义不了解却侃侃而谈、依文生义的结果。
至于太守贾萌与安侯张普互争地盘，张普杀了贾萌，贾萌其“灵见于津渚，故民为立庙焉”。贾萌的庙必然是建在赣水渡口，因此其地名按照原来的越语当为“贾步”或“萌步”或“庙步”，然而却称为“津步”。“津”在汉语里是渡口，“步”在越语里也是渡口，二字连垒作为地名，明显是床上铺床，屋下架屋。不过，从此也可以看出由于时间的演进，汉文化的植入，越语地名逐渐为汉语地名所取代的趋势。诚如今黔、桂边界的红水河一样。红水河，壮语、布依语本称为“ta6 di1”，ta6是江河，di1是红色，“ta6 di1”为水红色的河流，汉字近音译写应为“都泥”，然而宋朝已经规范于汉语的构词模式写作“都泥江”。⑩这是屋下架屋式的译写。清朝以后将“都泥江”改作“红水河”，则全失了壮和布依人的语味了。
与郦道元同一时期，南朝梁人任《述异记》卷下载：
上虞县(今浙江上虞县)有石驼步。水际谓之步。
瓜步(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在吴中。吴人卖瓜于江畔，用以名焉。
吴江中(指今太湖流域一带)又有鱼步，龟步；湘中(今湖南)有灵妃步。日方按：吴楚间谓浦为步，语之讹耳。
这也是任不明越语“步”的含义而主观随意解释。作为“渡口”的“步”与“水际”(水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怎么可以将步与水际混同，说“水际谓之步”?“瓜步”得名于“吴人卖瓜于江畔”，则是望文生义，编生故事，与“步”的含义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说“步”是“浦”之讹，“浦”汉语其义，一是水滨；二是河流注入江海的地方，与“步”为渡口或水边停靠舟船处的含义也完全不同，怎能说“步”是“浦”的语讹呢？
“步”在汉语里，其语义，一是行走，步行；二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即跨出一足，再跨出一足为步；三是“易迹更步”，也就是步伐、步骤；四是跟随，所谓的“步人后尘”、“步韵”，就是这个意思；五是“推步”，古人推算历法称为推步；六是长度单位，旧时营造尺以五尺为步；七是进度、境地，如进步、地步等。这七个意义均与渡口或水边停船处无关，因为在汉语里渡口或水边停船处有“津”一词来承担来显示其意义。唐朝王昌龄《沙苑南渡头》诗的“津人空守缆，村馆复临川”句，其中“津人”的“津”字，说明的是此一情况；明代顾炎武《天津》诗的“文皇都北平，始建天津卫”句的“天津”的“津”，说明的也是此一情况。
犹如“岭南谓村市为墟”，吴处厚说出了社会真实存在的同时，又望文生义，强以解释，说“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不知“虚”在越人中另有其义一样，他道出“岭南谓水津为步”此一真实存在，并正确地指出有人以为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的“步有新船”句的“步”字当为“涉”字这种认识的错误，说他们不知“岭南谓水津为步”，以己意乱行窜改。其实，他说“闽中谓水涯为溪步”，又何尝不是以我为主的主观解释！因为“水涯”是水边，并不与“水津”同义。
由于“岭南谓水津为步”，因此在当时岭南各地，凡是渡口或水边停靠船筏之处都称为“步”。所以，韩退之《柳州罗池庙碑》载“宅有新屋，步有新船”，[11]以“宅”与“步”以及“屋”与“船”相对成文，真实地道出唐代岭南人谓渡口、谓水边停靠船筏之处为“步”的普遍性。当然，我们生在吴处厚千年之后，一方面是原来岭南的土著居民越人在汉族和汉族文化大量传入之后，在汉文化的强力浸渍下，广东、桂北、桂南、桂中的壮族先人越人全部或大部分已经趋同于汉族，越语已失；另一方面，聚居于今桂西及滇东南的越人后裔即今壮族，由于一统之下汉族文化强力影响，以自己民族语言名地给阻断了，如同“都泥”改为“红水河”一般。因此，以“步”名地也仅有昔日的残存了。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的“宅有新屋，步有新船”，[12]既点明了谓渡口、谓停靠船只的地方为“步”，在岭南是普遍存在的，又是泛指，不具体“步”名。不过，他的《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癸戈)墓志铭》有“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13]“泊步”却是个真实而具体的“步”名。在北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的记载中，岭南还有“罾步”、“船步”。此外，广东省高要县有“禄步”，[14]广西宜州有“浪步”，[15]灵山县有“水步”[16]，广西南部有“神步”，[17]今广西贺州市有“八步”，云南元江流域有“步头”，[18]“古勇步”，[19]红河流域有“下步”和“金华步”，[20]桄榔县(在今越南凉山省境)有“花步”等。[21]
今日检阅能见到的文献记载而知道的岭南“步”地名已经不多。此种情况与北宋元丰、元间(1078～1094年)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所载的“岭南谓水津为步”相差已极太远，令人无从窥见当时及其前岭南越人传承古越人以“步”名地的盛况。这或者就像元和八年(812年)唐朝柳宗元“悯时俗之未革，故以子孙冒昧于铁炉步之失实，诫有功于名教”[22]而撰的《永州铁炉步志》说的“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治今湖南省零陵县)北郭有步曰铁炉步。余乘舟来居九年，往来求其所以为炉者无有，问之人，曰：‘盖尝有锻者居，其人去而炉毁者，不知年矣，独有其号冒而存。’”[23]一千多年前，唐代的柳宗元对湖南永州“铁炉步”的“铁炉”已经索之无影，而失去依存的“铁炉步”在历史的更替中，唐、宋以后又被汉人理解的同音字“埠”所取代也无影无踪了。
因不时上书朝廷议论时政得失招致保守派忌恨的苏舜钦，北宋庆历八年(1044年)被革职为民退居苏州(今属江苏)，其《寄王几道同年》诗的“步头浴凫暖出没，石侧老松寒交加”句，[24]其中的“步头”就是渡口、泊舟处。这明示北宋后期在今江、浙一带，原越人义为渡口、舟船停靠处的“步”依然存在，以致诗人不经意就以之入诗抒怀。
江、浙、赣、闽、湘、滇、两广及越南北部等处越人谓“渡口”谓“泊船处”为“步”为“步头”，被汉族群众接纳后，又何时被“埠”、“埠头”取代从而消失了呢？
《康熙字典》释字的体例，是先音后义，在每个字下面先列《唐韵》、《广韵》、《韵会》、《正韵》等书的反切，然后解说字的本义，随着再列这个字的别音、别义和古音，一般的都引古书来证释，有所考辨，即附于注末，通常也加“按”字来标明。
《唐韵》是唐朝人孙？所撰；《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是北宋陈彭年等于宋景帝景德四年(1007年)奉诏修订而成；《集韵》则为北宋宋仁宗在位年间(1023～1063年)命丁度等对《广韵》重加修订成书的；《古今韵会举要》简称《韵会》，是元朝初年熊忠所撰；《正韵》是《洪武正韵》的省称，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奉命修纂。《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五书可说是代表了我国历史上明朝初年以前关于汉字音读、释义的代表作。但是，在这五部字典里，并没有关于“埠”的音读与释义的记载，说明此字不见于宋、元之际。
“埠”，《通雅・地舆》载：“埠头，水濒也。”《通雅》是方以智所撰。方氏生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于清朝康熙十年(1671年)。他以“埠头”一词入书，进行释义，不涉“埠”字的音、义，是因为其书是仿汉朝人的《尔雅》而来，为体例所限。不过，也说明了“埠”字为明代初成的字，“埠头”当源于“步头”而来。
明末张自烈撰《正字通》，未及刊行就离开人世，其稿为廖文英购得，据为己有，[25]刻行于康熙十年(1671年)。该字典称：“任曰‘吴楚间谓浦为步’，俗遂作埠字。今笼货物积贩商舶之所曰埠头。”这道出了明代以同音字“埠”来取代“步”，以便于理解，并得到了社会大众的理解和认同。也就是说，“埠”因“步”而来，音同于“步”，义同于“步”，而不是因“埠”而生“步”。“步”作为“渡口”、“船泊处”，其音出现于古越人中，“步”、“埠”只能论其音不能论其字。
张自烈的《正字通》是在约成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梅膺祚《字汇》的基础上成书的，对《字汇》的漏误作了补充和修正。《康熙字典》就是以《字汇》和《正字通》二书为蓝本修纂的。《康熙字典》土部“埠”字引《正字通》载：埠，“同步，舶船埠头”。止部“步”字，在引了韩愈《孔癸戈墓志》“蕃船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后说：“今人呼船侩曰埠头。埠，音如步。”“船侩”是历史上称自备船只往来于各埠头介绍买卖的人。《儒林外史》第23回载：“牛玉圃在米店内问王汉策老爷家。米店人说道：‘是做埠头的王汉家？他在法云街朝东的一个新门楼子里面住。’”“做埠头”就是“船侩”。
明朝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称：“后升庵谪戍，住扎泸州，是云南、四川交界处，乃水次埠头也。”升庵是明朝著名文人杨慎。他11岁能诗，24岁中状元进翰林院。嘉靖三年(1524年)因哭谏触怒明世宗，被谪戍云南永昌(今保山县)。他在赴永昌途中逆着长江水而上停留于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埠头”。这说明在明朝中前期，“埠头”一称已经取代“步头”，在社会中为大众所广泛使用，明朝后期张自烈的《正字通》只是作总结罢了。也就是说，明朝中前期，越语谓“渡口”及“泊船处”为“步”就逐渐远离了社会人群，永远消失于历史舞台。
上古越人以汉文近“步”之音表示“渡口”或“泊船处”，汉文音译书写作“步”。这是越人有其言没有其文造成的，也是中国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必然结果。
三、“步”源追索
越人为什么以近汉文“步”之音指称“渡口”或“泊船处”?这要追塑他们当初与水的情缘了。
上古，越人分布在我国东南丘陵地区，外濒海，内河湖溪流密布。他们居近于水，取食于水，在江河中洗浴嬉戏；他们为了水中作业安全，剪发文身“以像鳞虫”；他们“短绻不绔，以便涉游”；他们“短袂攘卷，以便刺舟”。[26]
上古，越人在江河中荡水使舟是很有名的。“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27]“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28]这是战国、秦、汉时代，中原汉人以行文化来区别中原汉人、北方胡人和东南越人的不同。“汤、武，圣王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越人习水故能乘之，故汤、武不能也”。[29]上古越人驾舟行水，在中原汉人的眼里确实是个很明显的文化特征。此一文化特征的形成，是越人习居水乡的自然环境决定的。
舟，是独木舟。1958年在江苏武进淹城发现了春秋战国时候的独木舟三只，其中最大的一只，长达11米左右。[30]1973年在福建连江也发现了一只属于汉初的独木舟。[31]独木舟需要开凿掏空大木的中心部分，费工费力，而且需要具有坚利的金属工具，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很难做到。好在上古越人所在地区都长着各种各类的竹子，可以将它们砍下来编排约束成筏子。竹子空心，浮力大，可以坐在筏子上转悠于江河之中，涉水捕捞。
历史悠远，当初各地的越人对竹筏是如何个称谓，已经无从考索。不过可以告慰于人的，迄于今日，越人中的壮傣群体越人虽然分化为壮、布依、临高、傣等群体已经有二千多年，[32]但他们对竹筏的称谓仍然基本保持一致。比如，壮语、布依语、德宏傣语谓pe2，临高语谓be2，西双版纳傣语谓为pε2。P、b，上古都属重唇音，其原初音当是be2。因越人没有文字，有称无从记录，于是借助于汉文，以“步”称之。汉文的“步”，上古也属重唇音，与越语be2 属近音字，越语的be2因此变成了汉文的“步”。
越人既然谓竹筏为be2，因事连类，人们便将停靠筏子的地方和往来摆渡处即渡口称为be2。
公元前528年，越人驾船人在汉江上唱的《越人歌》有句说：“随河湖。”[33]“随河”即是喉咙，这是越人以喉来作思维器官、表达情感。清朝乾隆年间李调元所辑的《粤风》中载有吴代辑的《狼歌》。这些《狼歌》是壮族青年男女对唱的情歌。其中有一首是“吞同年伶俐，约友二何行。扶买扶过寻，何行也不失。”其意是说：“见同年貌美又伶利，逗得小情妹爱慕不已。人慕人相爱风流，(即使)惹人怨恨也不失时机。”其中的第一个“何行”是“ho21 han21”，直译为“喉痒”，意译为“爱慕”；第二个“何行”(ho21 ham21)，直译为“喉咙发苦”，意译为“怨恨”。[34]这就是以喉咙的感觉来表示情感的方式。现在作为古越人传人之一的壮族仍以喉作为思维器官，如谓“思考”为“ho21 nam24”等。以喉为思维、表达情感的器官，与汉族的“心之为官则思”不同。它的产生，可能是越人观察到青蛙喉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张一缩地动着，便直认它是用喉部来思维的，于是壮人仿之以喉作为思维器官。
在古越人传人壮傣群体越人的理念里，天、云二体因雷而连类，其语自然同为一词，都称为fa4。
在古越人中，蛙被神化了，古越人传人之一的壮族就以直观感知，认为人如同青蛙一样，因而以喉(ho21)为思维、表达情感的器官。
既然古越人的“渡口”及“竹筏停靠处”的称谓缘“竹筏”称名而来，属因事连类的称名，同为一词。越人竹筏谓“步”，渡口及竹筏泊处也是“步”。这就是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所说的“岭南谓水津为步”。
吴处厚说：“岭南谓村市为虚。”不仅岭南越人如此，古代越人分布区的苏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哪里又不是如此。[35]同样，吴处厚揭示“岭南谓水津为步”，往日古越人曾经分布的今江、浙、赣、湘、福建，又何尝不是如此。昔日曾是古越人分布区的安徽省，在该省风阳县西北50里有个地方，是淮水入县境之处。相传古时人们乘船采珠于此，称为蚌步。谈形势者，认为临淮地利，蚌步无不与共；蚌步地利，非临淮所能兼。后形成集市，称蚌步集。再后来，步为埠所代，始称蚌埠集。[36]1947年蚌埠集升为蚌埠市。
因此可以说，古代凡曾是越人分布的地方，何处无“墟”，又何处没有“步”！
远古越人，不管是江浙越人、赣闽越人、皖湘越人，还是岭南越人，都以“竹筏”、以“渡口”、以“泊船处”为“步”，说明越人在新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经有了水上的交通工具“竹筏”，盛行于水上作业了。
小港渡者 篇三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将近一百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研究者认为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历史上大规模的逃港潮有四次，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十二个省六十二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有城市居民、学生、知青、工人、军人，甚至党员干部。深圳市1978年前，全市干部参与逃港五百五十七人，逃出一百八十三人，市直机关有四十名科级以上干部外逃。深圳有些村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只剩下一个瘸子。逃港的方式多为泅渡，偷渡者通常带着轮胎和救生圈、泡沫塑料。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的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偷渡被视为“叛国投敌”，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也有的淹死在河里。如今的香港企业家叶小明1962年逃港，当时他十一岁。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外逃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奔逃。当晚深圳突降暴雨，在狂风暴雨之中，许多人被急浪卷走，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两天后，叶找到母亲的遗体，他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向香港走去。他把名字改为叶争气，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逃港史是一部“血泪史”。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记者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是啊，血的历史、血的代价、血的教训！
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时，记者采访。当聊起“大逃港”时，意味深长地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间，近百万人用“脚”投了香港的票，不顾一切地逃往香港。由此我想起了小品演员蔡明的话：“为什么呢？”
人民用脚投票，折射的是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那时有句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老百姓的真理是，“草”不能填肚子，还是“苗”实惠。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收入七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收入七十元港币，相差一百倍。深圳曾有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对贫困的不满、对富裕的向往是外逃的主要原因。那时哪家有人偷渡成功，有好事者会摆筵席、放鞭炮以示庆祝。他们不在乎“给社会主义丢了人”。有位农妇说：“我死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民心如此，怎不让“社会主义”尴尬不已。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人民用脚投票的重要原因，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一个典型代表。“”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乘船逃往香港。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政治迫害”更不是社会主义。当人民集会时高唱“社会主义好”，走出会场又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的时候，人民的“脚”是评价真假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推动了深圳特区的建立，“杀出了一条血路”。
特区条例公布以后，外逃人群消失了。1997年后，偷渡基本绝迹。那用脚投票的无奈，那类似于“最后吼声”的不屈抗争，那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强行冲关，“开枪也不后退”的英勇与悲壮，终于成为历史。
小港渡者 篇四从1992年7月开始后的整整五年时间里，李和协先生参与了香港回归前最后时期的准备工作，香港平稳、顺利回归的“军功簿”里，记录着他的一份功劳。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同志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之进行了会谈，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的序幕。1984年，英国外相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以后英国将放弃对香港的。随后，中英两国签订了“联合声明”。随着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后过渡期，保证平稳过渡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刻不容缓，“1990年周南社长就任后，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回归后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先后从外事系统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分社外事部工作，我也于1992年7月奉调来港工作。”李和协先生感慨地说，“香港回归前的最后五年，是我职业生涯中难忘的岁月。”
负责与港英政府的双边联络与交涉
长期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官方代表机构，尤其在回归前五年的“后过渡期”，扮演着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角色。“外事部三位负责人均来自外交部系统，由张浚生副社长分管。主要职责是，就内地与香港双边事务以及涉台、涉外事务与港英政治顾问处或港府其它部门进行联络、协调与交涉，并负责联系驻港外国领事馆、国际组织和外国商会。”李和协先生作为外事部副部长，主管与港英政府的双边联络与交涉，以及涉及两地政府间各种事务的沟通协调。“香港回归之前，所有涉及两地政府间的事务，均属外交范畴，都要经过分社外事部处理。”李和协先生回忆说。
“与港英的政治涉是外事部的一项重要而敏感的工作。交涉内容包括驻港机构的保安、出入境事务、越南船民，以及涉台事务等。由于内容敏感、政治性强，双方往往立场回异。这是与港英政治顾问处官员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领域。”据李先生介绍，外事部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协调粤港双边事务。每年召开一次粤港边境联络年会，就出入境及边境事件、打击偷渡走私、司法互助、核电安全等问题进行回顾与协商，在广东与香港轮流举行。双方业务部门还建立对流联络机制，使日常业务性工作基本不受到中英关于香港政制分歧的影响。外事部还与港府人民入境事务处就“香港游”的管理和配额安排召开定期年会，邀请相关旅行社老总出席。李和协先生曾分别于1995年及1997在上海和南昌主持过回归前的最后两次“香港游”会议。
此外，两地官员的互访、培训也是回归前几年的重要双边活动。外事部每年都协调安排多批中央部门的司、处级官员来港，并陪同参观访问。与此同时，双方还分批安排港府高级公务员到清华大学培训，以增加他们对国情和国家政策的了解，为特区政府的成立做准备。
参与筹备组织回归大典
当时针指向1997年，回归进入倒计时阶段，李和协先生来港工作也进入第五个年头。“当时中央成立‘香港回归及庆祝活动筹备办公室’, 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树文任办公室主任。李树文率领的跨部门团队提前几个月抵达香港，与地处第一线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共同筹备与见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当时香港新华分社也成立了庆典办公室，李和协先生兼任分社庆典办副主任。一方面参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专家组与英方就交接仪式场地等安排进行谈判，更多的是负责与港府相关部门就各项具体活动的安排进行协调，并兼任香港回归及庆祝活动筹备办公室礼宾部（由国务院办公厅一局徐绍史局长负责）名单请柬组组长。除分社外，该组成员还包括国港办、外交部等单位，统筹安排回归庆典四场主要活动的出席人选和组织安排工作。“那是一份需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李先生说，“一方面要与港府交接仪式统筹处处长林瑞麟就双方邀请出席中英交接仪式的重复名单进行再分配，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请求和推荐，并进行内部讨论与协调。为了政权顺利过渡，可以说我方参与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各方面的通力配合下，他的团队顺利完成任务，并得到有关方面的表扬。
1997年7月1日零时，伴随着英国米字旗的缓缓落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历经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
继续服务香港
香港回归后，内地与特区政府间的关系不再属于外事范围，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已圆满完成祖国交予的历史性任务。李和协先生也功成身退，并于后来提前退休，获准留在香港。
如今，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四个年头，然而当初的一切恍如昨日一般清晰，每每回忆起来，让李和协先生心里感受到的不是辛苦，而是荣幸；能亲自参与见证香港回归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让他终生难忘。采访中，我们还得知，今天我们许多人手中的香港特区护照，在其设计过程中也有李先生等人的功劳。
那时，在香港回归后，关于港人的国籍和旅行证件问题上，李和协先生作为分社的代表，参与由外交部、公安部、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组成的特区护照专家小组，具体研究新护照的设计方案，并在此过程中，由分社外事部征求特区护照的最终使用管理单位--港府人民入境事务处的意见。
李和协先生来香港工作之前，曾长期任职于外事部门，在我国驻日本使馆工作过多年，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与文化底蕴。加之在香港工作多年，提前退休后本可以有多种选择。然而李先生秉承一贯低调的风格，选择加入陈守仁先生的联泰国际集团，而且一待就是十年。曾担任过联泰控股副总裁、联泰渔业副董事长、深圳联成渔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对开发集团的国内业务、发展壮大公司的远洋渔业船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李先生已改任集团顾问，并更多地参加社会服务工作。尽管身份改变，其爱国爱港、服务香港的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李先生作为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秘书长，更忙于协助基金会主席陈守仁博士筹备各项纪念活动。
尽管在旁人看来，李先生是一位有难得经历的成功人士，但是他总是抱着一颗平淡的心，甚至还是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才接受采访。他认为自己“经历平常，并不值得采访”。谈到为人处世心得时，李先生认为，只要对国家、对香港社会有利的事情，就应认真去做，并争取做到最好。不刻意去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心态就平和，待人就宽厚，朋友就更多。现在的他，仍忙于各种社会及公司的事务，以笃定的步伐，继续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