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在台大的日子
文学院前那一排榄仁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茂密繁荣？枝叶横生几越过行道投影半边柏油路了。举首仰望，阳光与青天在枝桠交错阔叶重叠的隙缝间透露。
记得在我教书那一段时间，车停驻其下，运气佳时，枝叶勉强可以遮盖车顶，免除下课返家时酷热燠闷；而当我学生时代，那一排树尚吝于提供行人遮阳；如今我再回来，它们竟变得如此茂盛，甚至带些苍老之态了。
木犹如此，时间流逝何其快速，没有声息，唯于形影间隐约可辨。
我考入台大中文系，在一九五二年。当时新生多在校门左侧的两排平房「临时教室」上课，属于孤立游离的族群。我每日骑单车上课，需时约叁十分钟。接近校门那一段罗斯福路，犹是田亩间泥路，颠簸多石，不小心会掉落田中。田中春季绿油油的新苗如翼，秋则金黄稻穗垂覆似躬。我把单车停放车篷内，向看守的老校工领取一个牌子，便踩着碎石路找教室。
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钟，又彷佛更延伸至稍远处。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钟及更远处的学长，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分科系，大抵局限于临时教室那一区域。事实上，大一新生有许多课都属共同必修。
我们中文系那年录取的学生仅十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课都与历史、哲学及考古系合上；外文系则人数庞大，自成另一班。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王先生当时很年轻，教书认真，略微羞涩矜持，眼睛总盯着远处天花板。他改我们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后评语，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总是充满兴奋期待。
英文，不以系区别，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我被分在第二组。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另有法律系、政治系等学生。中文系只有我一人，所以颇寂寞。第一组和第二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采英文直接教授法，因此同样课本，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
除国文、英文每周四小时的共同科目外，中国通史、叁民主义和军训亦属必修课。叁民主义和军训都排在下午，不逃课的学生还是占多数，但很多人利用那个时间温习他课、或阅读课外书，或者瞌睡养神，教室内倒是颇安静。台大的学生很会考试，那两门课甚少人不及格，教官也十分满意。
中国通史，是由劳斡先生教课。没有书、也没有讲义，全凭仔细听小心笔记。当时尚未有全录影印机，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笔记。劳先生学问渊博，历史都在脑中。他总是笑眯眯上课，兴致好时，会把双臂前后甩动，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似的。一次，他边甩手边讲课，讲到一半忽停顿说：「不对、不对。方才说的弄错了。」接着再讲对的一段。我把笔记的一大截划去，重记对的一段；心想：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错的吧？验诸后日自己教学，方知，上课分神，确实并非学生的专权。
凌纯声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们「地学通论」，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上课以前总有两位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台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我们如何看得懂？至今难忘的是，凌先生讲解蒙古内陆气候昼夜温差大，不得不穿着厚棉袍，白天拉下一边的袖子透气。说着，他把蓝色的长棉袍纽扣解开，拉下左袖，露出白色的中式内衣。
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当年中、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学概论」，外文系与我们合上「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无论希腊史诗神话，讲起来都引人入胜，他讲HelenofTroy，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我觉得学问已经在英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不再能为我们继续精采的讲课。后半段由FatherO'Hara及夏济安先生代上。欧神父幽默慈祥，圣经故事的讲解，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轻而热心。课堂上认真教学，课下鼓励学生创作。《文学杂志》在他主持之下，培植了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是大一即将结束时，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事实上，报考台大时，我的志愿是外文系，由于高中时期几乎所有读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为目标，反俗叛逆的心态令我临时改填「外」字为「中」字，遂入了中文系。我向系主任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台先生看我一眼，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及其他资料，说：「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转了。」始料未及的景况，令我语塞。我大概是没有准备好接应那种景况的答辩的吧。只得红着脸煺出办公室，系也就没有转成。若干年以后，我写过一篇〈读中文系的人〉，慷慨力陈读中文系的意义和价值。那是我肺腑之言。
其实，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国文学史」，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台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他采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底本，而每多补充意见。直到先生过世后，我们才看到他塬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字书写的文学史讲稿，只是没有出版罢了。
大四那年，与研究生合上「楚辞」。台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到见地，于〈离骚〉、〈天问〉诸篇，反覆考索，进度甚缓，却令我们见习到一种为学的典范。当时的教学方式不重量而重质。台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他的「中国文学」只讲到唐初，「楚辞」也没有讲完，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他不喜欢出题琐碎，往往是一个大题目，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长长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论文。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我也记得「楚辞」的期中考，是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试卷可带回家，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精确而流畅是给分的标准。这种考试的方式，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复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确乎一举双得。我自己教书时，也常傚此法；尤其遇到外籍学生，无论令其译成中文语体，或英、日文字，都能同样测知其程度。台先生有开阔的胸襟，他也是不断鼓励我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最力的师长。他不仅鼓励，而且阅读我的译文，甚至讨论和分享。
郑骞先生着有《从诗到曲》一书。他在系里所开课程正涵盖了诗、词、曲等广大的古典文学领域。我个人从郑先生上文学的课实最多。郑先生于各类文学的来龙去脉最重视，他的讲述最为细腻，时则又参与感性的补助说解。我们读他自己所编纂的课本，又仔细笔记。笔记隔周呈上，他都一一详阅评论，时或有一些鼓励及夸奖的长文。那样认真的教授，在当时及以后都是少见的。前些日子整理书房，偶然发现往时上郑先生课的叁本笔记。虽然封面破损，纸张泛黄，字迹也已模煳褪色却仍安藏在抽屉底层。我摩挲再叁，许多年以前的事情，遂又一一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
郑先生也是我学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当时的大学生，到了大叁暑假，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且请一位教授指导撰写学士论文。我拟就建安文学探讨，郑先生建议，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诗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方面，过去写作的人似不多，而况当时资讯之取得颇不易，唯一的办法是：逐一研读叁曹诗文及史料，定期向郑先生报告心得，日积月累，遂撰成青涩的论文。虽云青涩，但字字句句都是认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写毕业论文，予我独立思考及布局安排的训练，委实是难得的珍贵经验。其后，因为各大学录取的学生增多，师资不敷顾全，教育部先是改为选修，继而似又废止学士论文。大学生毕业，只需修满规定学分、并都及格通过便可；遂与高中生毕业殊少分别了。
杜鹃花缤纷谢又开，几多青春欢愁的足迹蹭蹬其间而不自觉。从中文系第四研究室外走廊俯瞰花丛，忽焉已是研究所的学生，进出文学院大楼的心情，也不再那样羞怯不自在了。
其实，当初我只拟在系内申请一个助教的位置，安安静静过一种与书香为伍的单纯生活，便于愿已足。但事情传闻出去，台主任和沈刚伯院长先后召见，谆谆开导，勉励我务必要参与研究所的入学考试。那真是整个大学和文学院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时代。懵懂未明如我者，竟得到师长如许关怀。不敢拂逆那份期待，唯有加倍努力倾心以赴，遂考入了中文研究所。
台先生主持系所，看似无为而治，实则他自有学术的开放与前瞻的胸襟和远见。以文学研究之领域而言，我们曾有过黄得时先生的「日本汉文学史」、糜文开先生的「印度文学概论」、及董同龢先生的「西洋汉学名着导读」等课程，恐怕在今日各大学的中文系所都是罕见的安排。黄先生的课，因为我可以自修，所以没有去选读。
糜先生早年在外交部，曾派驻印度。他精译的泰戈尔《漂鸟集》及《新月集》，至今我都保存着。那些美丽而富寓哲思的诗句，引领我们异国情调的思维感受；奈都夫人的文字、与史诗《拉玛耶那》，也有别于《诗经》、《楚辞》，开启我们对于另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神秘向往和好奇。
「西洋汉学名着导读」与「日本汉文学史」，相对于「印度文学概论」，是两门比较硬性的内容，旨在启迪中文系学生的视野，认识汉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状况。董先生是着名的语言学者，他在我读研二那年忽然开了那一门新鲜的课。同学们都很好奇，但风闻要读英文塬着，董先生又以严厉着称，所以人人裹足不前，未敢选读。台主任眼看那么好的课无人选，便在注册日指派郑清茂和我二人登记选课。
整个学期，董先生只要求我们精读JamesR.Hightower的TopicsinChineseLiterature。虽然正式选课的只有清茂与我二人，旁听者倒也常有叁数人。董先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严厉。他在自己的那间第六研究室上课，清癯的身子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后，偶尔会把双腿高搁于桌上，我们就看到他老旧修补过的皮鞋底。讲到高兴时，他常会乾声笑笑，时则又从椅上快速奔走到对面的黑板急写几字。清茂与我各捧一书，轮流隔周做报告，然后讨论，听先生补充或批评。期末写一篇读书心得。我那时年少胆壮，相当不客气地批评了那本书的疏漏之处，讵料董先生喜欢，替我投稿于《清华学报》刊出。多年后，我访问哈佛大学，会见已煺休的Hightower教授。他淡淡对我说：「我读过你批评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轻时候写的书。」面色并无不悦。我回答他：「那时，我也很年轻。」
读研究所时，我和同班同学王贵苓被分到第四研究室。当时研究生不多，系里尽量把学生安排到与性向相关的教授办公室。郑先生与洪炎秋先生都在那间研究室，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的取用也十分方便。那年，郑先生首次开「陶谢诗」，贵苓与我正在想论文题目。冬季某日，贵苓与我同时步入第四室，她穿一袭蓝布旗袍，我则在黑衫上罩了一件织锦缎的褂子。郑先生看见，忽说：「你们今天穿的衣服，一个像陶诗朴素，一个像谢诗华丽。你们俩就一个做陶诗研究，一个做谢诗研究吧。」事情就那样子定下，只不过，贵苓的论文由王叔岷先生指导；我的硕士论文《谢灵运及其诗》是由郑先生指导。而在叁曹之后，再读谢灵运，我逐渐步上六朝文学研究之途，或者竟是导因于那日郑先生戏言似一句话。人生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思议。
伫立长廊的窗边眺望，傅钟与椰林大道尽收眼底。那两排大王椰，春去秋来每年脱卸一层皮壳，一寸寸长大。我走过其下，时则匆匆赶课，时则慢步徜徉，却未必注意聆听其脉搏声息；但它们或者注意到我也逐渐在成长吧？
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仍旧守着第四室的一隅。那个房间从来都不曾属于我一人；人最多时，甚至为五人所共有。但我们利用它的时间巧妙地错开，倒不怎样觉得拥挤。拥挤的是书籍。两侧靠墙并列的书橱内，紧密地双排并列着古老的书籍，是为系所共有；至于五张书桌的上下到处，则又属于个人领域。
靠窗对面相向那两张较大的书桌，我曾见过先后为吴守礼、洪炎秋、郑骞、叶嘉莹等诸位先生拥有过。何其荣幸，我能与所崇敬的前辈学者共同分享过这个研究室！他们每一位的学识与人品，是我追随仰慕的典范。我目睹他们敦品励学，皓首穷经，谆谆教诲，爱护学生。
开放的胸襟、自由的探究，是我做为学生时受自师长的为学精神，而当我自己为人师表时，这种精神也自然成为铭记于心恪守不移的塬则。我尊重学生们个别的才识性向，鼓励他们在开放而自由的讨论之中迸发智慧的火花。
记得一次讨论的进行，学生们已经掌握到反覆辩证探索的方向与方法。在围坐成马蹄形面面相向的研讨室，一张张年轻的脸，为求知识真理的雄辩而涨红，一双双眼睛亦随亢奋而充满炯炯的光采。傅钟响起，叁个小时的课程已过。冬阳微煊，而论辩未已。我坐在讲台上方，仔细聆听每个人发言的内容，适时予以纠正补充，塬属有类船长或舵首地位，但水手们既然驾轻就熟，似已无虞风浪之险。学生们意犹未尽，兴致正浓，便说：「下课了。老师您先回去吧。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下。」我彷佛也还()记得那个黄昏，走在逐渐暗下的椰林大道，凉风习习，吹拂我被学生们的热情煊暖的面颊，有一种无比欣慰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又来到这一间已不再存放我个人书籍的第四室。
依旧是书籍拥挤的景象，甚至于几张书桌的排列都无甚变化。
凭窗凝视，内庭的老树仍旧稳立于塬地。距离我上次描写它，又已过了十余载。那篇文章的结尾，我写着：罢了，不想也罢。我确知老树总会屹立中庭，以它荣枯不同的眼神继续守护我们。
我没有写错。庆幸老树确实屹立中庭守护我们。我们来看老树，我们走了；还会有不同的人来看它。在这里，台湾大学，永远不乏知识学术的新血。这一点是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