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故事及家书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样，提笔给远在伦敦的长子傅聪写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写给傅聪当时的妻子弥拉的。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傅聪在1958年不得已从波兰出走伦敦后，曾给父亲带来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压抑，好在两年后他与弥拉相爱结婚，给了父亲少许宽慰。自傅聪婚后，傅雷不再单给儿子写信，有时也会写给儿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国父亲对艺术、对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几乎以整封信谈论的，是自己正读着的书，查理·卓别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传”。傅雷向弥拉感慨，自己跟卓别林在许多方面都气质相投，尤其是孤独。“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静得多(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他读得伤感极了，忆起久远的过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虽然从未忍饥挨饿——人真是无可救药，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缺。”
　　
　　现在来看，这本传记带给傅雷的心绪震荡显得不太寻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给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傅聪写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断。后来因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后他们父子又获准恢复通信。从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后一封，傅雷写信的间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则三四天，最繁密时也顶多每日一封。而1965年9月12日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连写了两封信，分别跟傅聪夫妇深谈读后感受，字里行间，似有难以尽言的心情。
　　
　　1965年，正是傅雷饱受忧患、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政治的阴霾之下，埋头译作之外，给孩子们写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撑。有了1957至1961年当“右派”的教训，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与人交往。他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从未向国家领取工薪，而现在聊以寄托精神和生活的翻译也由于政治气候的严峻而几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万字的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始终没有能够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骤减，终日忧心一旦不能译书，将难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伤。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医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险，必须立刻停笔休养。这一年来，傅雷内心在不断挣扎，迟疑着，要不要给认识多年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信，请从前曾经维护过自己的这位老领导帮忙，从政府方面申请些钱来治病与生活。
　　
　　在那个晚上，写给傅聪的信里他又一次谈到卓别林的孤独：“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他也责备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从卓别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夏洛外传》，信中没有提及。但这本书于他，既和卓别林不可分，也深刻于他自己的生命。卓别林创造了不朽于银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国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写入“幻想人物列传”，而刚从巴黎回国的傅雷因为深受书中人物的感动，决意将该书译入中国——稿成之后，虽说屡经碰壁，1933年9月他还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它。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当时25岁的傅雷，在译者序中用这样激情的语句，向读者勾勒他钟爱的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卓别林曾说，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种“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etique)。在辞世前一年的9月12日这个晚上，傅雷是预见到了吗，在这无法自主的浮世里，自己的命运离悲怆又高贵的夏洛竟是那么近?
　　
　　关于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是当时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它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
　　
　　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终结至1966年傅雷夫妇“文革”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十二年通信数百封，贯穿着傅聪出国学习、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傅雷夫妇非常细心，儿子的信都妥善收藏，重点内容则分类抄录成册。
　　
　　然而，傅聪的信在“文革”中遗失了，其时傅家家产尽数被抄，傅聪的信也未能幸免。十几年后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在一间装扫帚等杂物的四平米小屋里，发现了傅雷的一些遗物，其中包括一个黑纸包裹的练习册，标题是《聪儿家信摘录》。1986年，傅聪得知此事后，却坚决不同意发表这些信，因为自感年轻时思想和文字过于稚嫩，无法与父亲相提并论。
　　
　　因此以前各个版本的《傅雷家书》往往只是傅雷一人的独白，我们只能想像或猜测傅聪如何回应他的父亲，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在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平时教育子女极其严厉的傅雷直抒胸臆，爱子情深：“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1954)“你回来了，又走了;许多新的工作，新的忙碌、新的变化等着你，你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们却是静下来，慢慢的回复我们单调的生活，和才过去的欢会和忙乱对比之下，不免一片空虚。”(1956)“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少别多，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
　　
　　在信件中傅家人探讨音乐艺术、文学创作的深刻与高度，傅雷为傅聪纾解艺术道路上的心绪问题：“你说常在矛盾与快乐之中，但我相信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会演变，不会深入。”(1955)也兴奋地交流刚看的戏剧电影，“常香玉的天生嗓子太美了，上下高低的range很广，而且会演戏，剧本也编得好。”(1956)
　　
　　这些家信更因傅雷一家在时代悲剧中的命运变幻带有悲凉的感染力，傅雷在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沉重地说，“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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