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国殇》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是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挽诗。此诗歌颂了楚国将士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对雪洗国耻寄予热望，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的高尚感情。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下面是一米范文可爱的小编帮助大家分享的屈原 《楚辞·九歌·国殇》原文及赏析（通用4篇），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殇原文 篇一西汉以后，《周礼》被奉为儒家的“三礼”之一，其中“禁迁葬者与嫁殇者”的主张也为儒家所接受，因而儒家人士一向是反对冥婚的。不过，作为一项民俗文化，它并没有因为儒家的抵制而消失，我国正史记载了不少冥婚事例。如《三国志•邴原传》载：“（邴）原女早亡，时太祖（即魏太祖曹操）爱子仓舒（即曹冲）亦没，太祖欲求合葬。”曹操要让曹冲与邴原早亡的女儿合葬，但遭到邴原反对，这次冥婚没能做成。不过曹操又转而聘甄氏亡女与曹冲合葬，最终还是完成了冥婚。据历史文献记载，魏明帝曹丕也曾给早亡的女儿曹淑做冥婚，还不顾大臣反对亲自参加了冥婚典礼。我国正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民众生活不太关注，不过出土文献则更多反映民众的生活方式，其中经常可以窥见到冥婚习俗。《汉故相小史夏堪碑》云“娉会谢氏，并灵合柩”，叙述的是夏堪死后聘谢氏为妻并灵合柩之事。1974年3月在洛阳市李屯发现一座东汉墓，在一件陶瓶腹部留有朱砂书写的文字，内容是给许苏（复姓）阿铜和刑宪女合坟做冥婚。1998年6月在甘肃高台县骆驼城魏晋墓葬中发现一块木牍，上面的文字是20岁的男子耿少平与15岁的女子孙阿合葬，并祝他们“共上苍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饮，共上车，共卧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薪，共取水，共产儿子儿女”，二人显然也是死后做成的冥婚，所以才会出现祝愿他们合葬后婚姻和谐之类的文字。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汉魏时期冥婚是很流行的。
民间流行冥婚，皇家也不能免俗，而历代皇室冥婚，以唐朝为最多，仅唐中宗、韦后就操办过3次冥婚：一次是为他们的儿子李重润，另两次是为韦后的弟弟韦洵、韦。《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载：李重润19岁时被祖母武则天下令杖杀，唐中宗即位后追赠李重润为皇太子，让他与国子监丞裴粹的亡女合葬做成冥婚。韦洵的冥婚很有意思，韦后得势的时候，安排他与萧至忠的女儿合葬，韦后失败之后，萧至忠赶紧打开韦洵的坟墓，把自己女儿的灵柩抬了回去。也就是说，萧至忠当初为女儿做了冥婚，现在又让女儿“离婚”。冥婚也可以结、可以离，与现实社会的婚姻何其相似！
唐代流行冥婚，已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10篇写明是经过冥婚合葬的。当时两家谋议冥婚，也按照人间的婚礼按部就班地进行，于是就需要婚书往来。郑余庆撰写《书仪》二卷，其中就有冥婚文书的写法；敦煌发现的《大唐吉凶书仪》当中也有冥婚书、答冥婚书、冥婚祭文等，是专为举行冥婚的人家提供的文书蓝本。冥婚的流行自然会引起儒家人士的批评。白居易《得景嫁殇邻人告违禁景不伏》一文，就指责冥婚“生而异族，死岂同归”，“既违国禁，是乱人伦”。后唐明宗看到郑余庆撰《书仪》也曾感叹：“婚，吉礼也，用于死者可乎？”他诏令刘岳等人将《书仪》中关于冥婚的部分尽数删除。不过，儒家的批评和抵制没能阻止冥婚习俗的持续传承。
宋代冥婚依旧流行。宋人对冥婚记载最详细的当数康誉之 的《昨梦录》：“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冥衣，男冠带、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座相并，各立小幡长尺馀者于座后。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动。奠毕，祝请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且合也。又有虑男女年幼，或未娴教训，男即取先生已死者，书其姓名、生时以荐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属。既已成婚，则或梦新妇谒翁姑，婿谒外舅也。”这里康誉之所介绍的是宋代山西地区冥婚的情况。山西冥婚在历史上从未中断过，康熙年间的《隰州志》载：“男女殇，择年相若者为冥婚。两柩合葬，两家往来婚娅。”民国年间的《浮山县志》载：“男子未聘，女子未字，既死而后议婚，两柩合葬，名曰冥配。”迄今，山西南北各地的冥婚习俗仍然很流行。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我国汉族居住区几乎都有冥婚习俗，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过冥婚。宋代以前的冥婚几乎都发生在夭殇男女之间，可是宋学兴起后，又出现了活人与死人的冥婚。已订婚的男女，女子为死去的男子守寡以明贞烈和男子娶死去的女子为妻以显高义。清末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亲，男或迎柩归葬。此虽俗情，亦有礼意。”他赞为有礼意的“抱主成亲”以牺牲女子再结良缘为代价，是非常残酷的守节行为；男子“迎柩归葬”后却可以另娶妻室。
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冥婚也相当流行。《台湾风土志》介绍的“拾红包”的冥婚形式，也发生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在台南，凡女子成年未订婚约而死亡的，父母以其无嗣供奉，乃用红纸条书明生死年月日时，附以现款四元、六元、十二元或二十四元不等，包封妥当，遗置道旁，有人拾得的，即须迎娶其神主牌以承祀之。”殇女之家在路口放置红包，家人躲在一旁守候。若未婚男子拾到红包，就得做这家的姑爷，并能获得一笔奁金及另娶妻子的资费，条件是他娶“活新娘”之前，先娶这位“亡新娘”的神主牌；若已婚男子拾到红包，可以用掷的方法征求亡女意见，她同意后也可以举行婚礼。婚礼与一般人家婚礼无别，只是婚后生养的第一个子女归在亡女名下，称该亡女为娘，奉祀亡女神主。当然，让亡女得到后辈祭祀的香火是台南冥婚的主要目的。
笔者近年曾到山西省阳泉市实地调查冥婚习俗。这一地区的冥婚仍主要发生在两个死者之间，不过并不限于未成年死者。笔者在阳泉市调查过30多个冥婚事例，年龄最大的已有91岁，最小的才10岁。凡是死后没有配偶的男女，不管年龄大小，都需要做冥婚。笔者调查时发现，有一男子终身未娶，他就给自己买一副女儿骨寄埋起来，到临死的时候，他嘱咐侄子把自己跟女儿骨合葬在一起，以此完成冥婚。当地人也把为单身死者做冥婚视作必须的事情，既有不怕周折为死者撮合亲事的，也有不惜重金购买女子骨殖的，甚至有为配冥婚而盗墓贩骨、杀人贩尸的，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恶性案件，近年不时见诸报端，引起社会关注。由于女子尸骨价格高涨，买女子尸骨做冥婚花费不菲，有的人家就用面粉捏成人偶，或者在萝卜上刻画出人形，或者干脆买来一个布娃娃，穿上（或裹上）女人的衣服，用来配冥婚。由于冥婚的盛行，当地丧夫的妇女改嫁时，一般都要讲好是“活嫁死不嫁”还是“活嫁死也嫁”，前一种情况是若干年后妇女去世还要回来与前夫合葬，后一种情况则是与后夫合葬。不讲好改嫁的形式，将来就可能会引起前夫、后夫两方家庭的纷争。
国殇原文 篇二摘要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影响，日本国民性中最重要的灾难意识在日本灾难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是日本灾难文学的代表作，它将灾难与危机贯穿了故事的始终，渗透了人物的性格，集中体现着日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忧患意识 灾难感 小松左京 日本沉没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沉没》一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小松左京的代表作。这部描述日本即将沉入大海的灾难小说，以其独特的带有东方色彩的科幻预言性的表现形式，征服了亿万读者。这部小说分别于1973年和2006年两次被搬上银屏，集中体现着日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内涵。
一 日本殇文化的渊源
1 源起
日本文化的前期发展，长时间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可以说，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秦汉到盛唐，这种文化的一致性不断增强。因此，在日本文化中处处都能见到中华文化的踪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日本文化受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文化色调。这种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是日本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社会变迁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和从汉文化中吸收和转化的内容一道，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渊源。
2 发展
在近代史上，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和“西学东渐”对日本的影响，西方文化开始传入日本，并深刻影响日本的社会生活，日渐深入日本文化内部并逐步成为日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二战之后，战争的落败和美国原子弹的轰炸造成了人间惨剧，战争的悲惨经历使得日本的文化经历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变化，在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3 深潜
然而这一切的特点、变化都只是在显性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发展和趋势，而根植于日本民族内部的确起源于这个民族生存发展基础上的本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最终定位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并非表现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而是从情感角度决定日本民族和个人的思维与情绪。这种本土文化深潜于日本文化的深处，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晰的今天，这种本土特征也很容易被国际化的思潮和全球视野的论调所忽视，但是却永远不能被消解和忽视。而在这本土文化中，最明显的文化特征，也是被公认为日本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的就是日本的殇文化。
二 日本人的忧患意识与灾难感
1 忧患意识
在日本传统文化当中忧患意识不可或缺，这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渊源性。从战国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中华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的影响力向来如此。作为一个积极学习他国文化的国家，日本将这种忧患意识充分吸收，成为支撑国家前进的原动力之一。日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借助这种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每一次历史机遇发展自己，将国家和民众的危机感充分调动出来，从而激发民众的紧迫感和创造力，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忧患意识在民众当中并非永远都是积极的效果。受其自身自然条件的制约，这种忧患意识被无限放大，并在日本国民心中沉淀。在小说中，描述民众抢购食品和文物倒卖交易的章节，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对这种极端忧患感的担忧，尽管这种国家在即将沉没的危急关头，但是作者显然是要借助小说来表达对这种过度忧患的警惕和不安。
2 灾难感
在日本文化当中，灾难感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感情基调。由于日本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地震、海啸、火山，自然灾害频繁，决定了这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极易受到挫折和打击。因此，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当中的是一种对未来担忧的灾难感，总担心自己的国家、家庭会随时遭受难以预料的巨大灾难，从而走向灭亡。这种沉重的灾难感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日本民族最为明显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征在国家、民族遭受灾难和重大问题时最容易产生。在小说的结尾，小野寺痛失玲子，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眼看整个日本即将沉入海底，支撑所有的人奋力挽救的已经不是对民族挽救的使命感，而是基于对人人都有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平等权利。这种奇特的逻辑性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当中的灾难感所决定的，这种灾难感深入日本文化之中，是民族悲伤情绪的渊薮。因此，在遭受这样的巨大灾难时，借助民族情绪来号召民众凝聚力的方法难以实现。
3 殇
但是如果在忧患意识和灾难感的基础上理解《日本沉没》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文化特质，那么笔者认为应当归结为殇文化的范畴。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日本沉没》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日本文化当中真切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伴随日本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征程，成为了日本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正是以田所博士为代表的专家的强烈忧患意识为支撑，田所收集到的数据令他确信将会有灾难发生，并得出惟一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列岛历来最坏的情况——1年内的地壳变动导致大部分的陆地下沉到海中”了。这一结论大大超过了美国专家此前的预期，因而为D计划的快速实施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作者在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注意兼顾到了日本文化的全面性，那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在另一方面转化成了日本民众广泛的灾难感，这种灾难感让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凄凉、绝望的气氛之中。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作者竭力创造一种平静的气氛，即使是为日本沉没的事实做铺垫也在表达上显得隐晦和轻淡。这种在文章的各个方面透露着灾难感的表现手法不是一种普通的表现形式，是日本文化中关于灾难感的集中体现。这种基于忧患的意识和灾难感的矛盾性成为了整部小说最痛彻心扉的感情基调。而这种矛盾的情感纠结最终都将化为独具特色的日本殇文化，成为彰显日本民族特色和文化独立性的重要支撑。
三 殇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作为多种文化感情因素的集合体，殇文化成为了日本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民族文化。殇文化是在日本本土文化和舶来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也对日本社会发展特别是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殇文化促使日本文化向着更为独立的方向发展，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之一。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极具特色，在长期的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发展形成并逐步完善。殇文化作为日本独特的本土文化，使日本的文化发展向着更为独立的方向。围绕殇文化所呈现出的日本文化的自身特色，成为《日本沉没》这部小说在文化社会领域最经典的体现，也是日本文化成熟和完善的体现。虽然，故事的最后是以日本的沉没为结局，但这不代表着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的殇文化的没落与消亡，而正是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坚持和独特。
2 殇文化在日本社会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内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吸收的民族。长期艰苦的限制性因素为殇文化在日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使民众对未来、对现实有更为深刻的思考。这种伴随着忧患意识和灾难感的文化，深入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日本社会的自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日本把握国际机遇，不失时机地发展自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殇文化的灾难感所引发的消极情绪是殇文化的显著弊端，为民族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构成了一定的困扰。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瑕，日本殇文化也不例外。殇文化中的消极情绪和悲观色彩以其强烈的灾难感为代表。强烈的灾难感容易使民众丧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容易使国家缺少强大的动力，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缺少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强烈感情，而这种缺失和淡漠，就像小说中老人屋檐下没有燕子飞回的巢，对日本文化在后续的发展过程构成了较为明显的困扰。
四 《日本沉没》之殇
1 灾难感的意识存在
对日本殇文化的归纳和思考，应当从日本民族的历史和地理特征说起。日本民族的历史发展悠久漫长，长期以来，日本以华为师，在封建社会多次派员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日本民族产生于日本诸岛，国土多山地、少良田，自然资源匮乏，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一弊端十分明显。除此之外，由于国土面积不大，国内市场狭小，日本的国家发展在扩张和侵略之外，缺乏良好的途径和形式。而从地理结构角度上看，日本国家四面环海，且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之上，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上述的这些特点长期成为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掣肘，这些隐忧和显患伴随日本民族的成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民族的悲伤情绪，这种悲伤情绪并非是对生存的绝望和对民族命运的漠视，而是一种独特的殇文化。这种建立在长期存在历史现实基础上的殇文化，聚集于日本国家的内部，甚至凝结于每个民众的内心当中。在《日本沉没》这部小说中，这种殇文化的特征处处可见，从老人看着屋檐下不再回来的燕子窝，到借助山崎之口说出的上层人士的观点“什么都不做，顺其自然”，这种带着颓废气息的沮丧感正是小说对日本殇文化的最好体现，灾难感穿透了故事的始终，宛如一首哀歌，在空气中忽远忽近的飘荡，强烈地表现了日本国民意识中的灾难感与绝望。
2 灾难感的现实恐慌
从整部作品来看，《日本沉没》在突显日本民族危机处境的同时，并没有掩饰灾难感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恐慌和不安，这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作者也毫不避讳在作品中展现各个社会阶层在面对灾难时的涣散和不安，或许这种强烈分离主义的谴责只有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因为对前途的担忧和对民族隐忧的预见或已根植于这个民族的内部。根据地理学的知识，由于日本列岛正好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地震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甚至有可能因为巨大的地壳变动，将百年后的某一天整个日本列岛被吸入海底，出现真正的日本沉没。对于这种国殇民殇，已经可以被社会接受和理性思考，所以我们才能从这部风靡一时的著名小说里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解读日本文化，体会到那种贯穿于日本流行文化始终的灾难感。
3 从《日本沉没》中看殇文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界70年代开始风靡日本的《日本沉没》一书，从文化角度上看，其作为日本殇文化的集中表现，在日本社会得到了普遍认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化的发展向来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呈现出新的特点，文化的不断完善和推陈出新是一种文化永葆生机的不二法门。因此，殇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也会形成新的特点。在2006年被重新翻拍的同名电影中，殇文化所具有的强烈忧患感和灾难感仍然存在，但是与小说原著结局日本列岛的最终沉没不同的是，故事的结尾以小野寺和结成的牺牲成就了日本国家的拯救告终，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主旨的升华。
在新的社会发展大局中，殇文化吸收并融合民族性的、世界性的更为积极的文化因素，将为日本殇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益。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灾难感，最终都将和更为丰富的文化元素一道成为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中极为珍贵的一种文化形式。
注：本文系2011年江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基于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改革的日语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实践”（2011JGYB129）；江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外国语言文学理论与应用研究”（JDR2006A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杜玲莉、杨小川：《从灾难片〈日本沉没〉看日本人的民族性》，《作家》（下半月），2009年第24期。
[2] 谭征：《从〈日本沉没〉谈板块构造》，《百科知识》，2006年第21期。
[3] 钱学明：《从〈日本沉没〉看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国际问题资料》，1986年第15期。
[4] 孙静娴：《地质学与文学联姻——读〈日本沉没〉》，《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5] 程永艳：《从川端康成的〈雪国〉看日本文明的死亡意识》，《作家》（下半月），2008年第20期。
国殇原文 篇三2、“殇”的原意指未成年而死，除此之外，也指非正常死去的人或为国战死者。殇的组词有：花殇、殇殀、殇宫、殇夭、殇子、下殇、杏殇、殇折、长殇等。
3、殇的用例：
（1）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道，不知向顺，故无利害。
（2）他知道皇共生六女，五女夭殇，有这位潜绣宫主长，是丧皇母亲生。
（3）这项工作受到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研究所与英联邦国殇纪念坟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将持续六个月左右。
（4）唉，只可惜我的父母即是表兄妹成婚，是以在我之前，他们生养的几个孩子，都不幸夭殇了。
国殇原文 篇四2、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晚年在中国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羁留台湾，于右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故土之思、黍离之悲，所以才有《望大陆》这刻骨铭心之作；
3、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写下了这篇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4、原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